[摘要]很多政策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容易走样。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可以消减政策执行可能带来的徇私舞弊问题。

虽然已过去一周时间,但高考(微博)依然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今年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新政,包含浙江在内的至少16个省份推出涉及考生思想品德方面的照顾政策。

道德加分是否应该推广?高考加分政策如何才能不走样?6月14日上午,浙江省编制机构办公室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以“高考加分政策”为专题的公共政策沙龙,就高考加分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如何规范制度、完善执行等方面问题展开探讨。

道德加分引发教育公平忧虑

在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中,享受高考加分或降分政策的优惠对象主要有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体育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绩优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在不同时期,加分或降分幅度有着明显差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可以清晰地说出各种享受高考加分的情况和分值,也仍然有很多家长仅仅是听说有这么回事,对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浙江制定了《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按照规定,高中时,见义勇为和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需受到省级及以上的党委、政府表彰,方可加分10分。高考加分名单须经学校、市县、省相关机构的三级审核、三级公示后才能获得相应加分,但今年没有一名考生获得该项加分。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家长对道德加分提出了质疑。

“思想品德怎么可以用高考分数来量化?”郁国忠在余杭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孩子正在读高二,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样规定导向虽好,但对其他人而言不公平。孩子复习得这么辛苦,不断练习做题,图的就是多考几分,但做个轰动点的好人好事,就把其他人狠狠甩在后面,难道所有家长都要鼓励孩子去夺刀吗?

据了解,浙江省有30多万考生,1分就有五六百人,最集中的1分有近900人,10分就差5000个以上名次,就可能是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差别。高考加分最少也有5分,多则20分,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确实极易引起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忧虑。

“虽然是几分之差,却凝聚了整个家庭与学校的努力,加分政策的执行不能违背制度设计初衷,要体现教育的公平导向。”浙江省监察厅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余灿认为,政策制定必须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应避免主观因素的过度影响。道德加分可以鼓励学生见义勇为,但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否会对学生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给家长留下钻空子的空间?

董继鸿是浙江省编办电子政务中心主任,孩子还在小学读四年级。和其他学生家长一样,为了孩子将来有更理想的人生规划,他早已开始研究高考加分的问题。他认为,衡量高考加分政策是否必要可行,主要看标准的制定是否合理、标准的执行是否公平。

“推行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与初衷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本身的不足,不能将高考加分当作奖励性措施。”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归结为一点,就是加分能解决什么问题?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倡导见义勇为,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够解决,就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整。

规范体育项目避免执行走样

《法制日报》记者从浙江省教育考试研究院获悉,2014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共30.86万人,获得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加分的考生共有3996名,其中,体育项目加分的考生从2010年的1011人下降到了今年的179人。下降的原因是,今年浙江普通高校招生体育加分项目再次瘦身,彻底取消了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等“三模三电”项目比赛。

“三模三电”项目一度饱受争议。2010年,浙江有643位考生凭借“三模三电”比赛获得高考加10分的待遇,其中绍兴第一中学因为这个项目加分的学生最集中,有46人,许多官员子女因此加分。公众对比赛中的猫腻与项目的意义提出了质疑。

针对“三模三电”等个别体育项目上暴露出的问题,浙江从2011年起对高考加分进行大幅“瘦身”,取消“三模三电”体育加分项目、“奥赛”省级获奖者以及科技竞赛集体项目获奖者中除“第一作者”外的加分资格等。

在浙江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处长汤宝春看来,高考加分政策对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有促进作用。学生的体质健康,对整个民族发展有重要影响,不能因噎废食,保留体育加分项目有其必要性。

“很多政策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容易走样,因此要规范管理。”汤宝春说,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政策,参与体育训练的人越多越好,让每个学生都有一技之长。

对此,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张丽娜表示认同,“不能把加分政策锁在柜子里,要强化社会公众监督,避免把好事做坏”。

张丽娜举例说,体育特长生加分,各地操作存在不平衡性,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认定,北方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一个班级有好几十个二级运动员的情形,影响了政策公平性导向。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包迪鸿向记者坦言,实践中,往往是政策实施前三年反馈良好,到了后三年就开始变样,职能部门有必要对政策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广泛吸收民意改进公共政策

浙江省编办行政体制改革处处长杨兆飞认为,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可以消减政策执行可能带来的徇私舞弊问题。

“应该给哪些人加分,加多少分,要符合大众文化心理。”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吴华说,任何改革创新都要依法而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首先面临的是合法性的检验,是否有上位法的法源。

吴华建议,要让政策的合理性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政府就要依托学校,赋予其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此外通过公共政策的辩论,更广泛吸收民意,使政策更符合公众对教育公平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