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国家与教育的关系只能是国家任务决定教育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国家大格局及其趋势把握住，“教育危险论”难免成为危言耸听。

　　最近网上传播甚广的《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文，触动了许多关心中国教育人士的痛点：宏观上，中国经济腾飞，国势日隆，急需世界级大师，而国内尽管各类“人才”名目繁多，却少有“顶尖”，以致每年别国发奖，国内只听到对教育的挞伐；微观上，我们的很多学生，做题百般灵巧，体质日趋下降，学习兴趣淡薄，人格时有扭曲。这篇文章题目触目惊心，教育种种不是也罗列了不少，但教育是否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诸多不是真的都源于教育问题？似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就教育看教育，容易看得一无是处，但站在历史的维度看教育，会让人在批评之前，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教育在满足国家和民族重大需要上，承担了什么职能？履行得如何？当下国家对教育的定位有否改变？教育能否顺利实现转变？这个转变是否仅凭作者开出的“高校私立化，教育市场化”一个方子，就可以轻松完成？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无论忧虑还是愤忿，其意固然可嘉，其方未必有效。

　　论证需要起点，必先确定一个各方共同认可的命题，方可展开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大踏步前进中，教育有否发展，是否发挥了正面作用？回答应该是，也只能是。教育自身有发展，作用也很明显，明眼人都有共识，否则论者难免掉入逻辑陷阱。如果在肯定社会整体进步时，认为教育竟然原地踏步，甚或落后了，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了一条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经历了各种坎坷之后，国人认识到无谓争论只会贻误时机，要改变落后状态，只有专注于一个目标，即如何实现国家的最快发展，首先是经济的最快发展。

　　国家任务既定，教育定位也就明确了，只要有利于中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就实现了阶段性使命。站在这个基点上考察教育及其表现，不难发现，教育做得真还不错。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两位一体”。当制造业如钱塘江潮般成长的时候，社会对教育的首要要求是培养大量合格的技能型人才，而不是专注于基础理论及其运用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虽然前者永远不可能像后者那样成为闪光灯的聚焦点，但中国成长中的产业体系和民生改善每一天都离不开他们。如果两种产品都有，当然是好事。但要是教育暂时只能产出其中一类，那么，以加快发展为念的国家和民众，肯定优先选择技术专家。教育的这一“工具”定位，无论教育的内部人还是外部人，都无权也无力改变之。2014年中国新增1500万劳动人口，其中749万是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固然有人可以因为这么多大学生中找不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痛心疾首，但通过层层考试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会认为自己曾经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实际上，当中国经济还处于优先考虑把产能做大，而不是做强的时候，教育专注于产出有助于提高GDP的“人力资源”类型和数量，是十分自然的。

　　至于将种种社会弊端都归咎于教育尤其是“应试”的名下，那就形同“莫须有”了。个别大学生的极端行为如果仅仅因为发生于在校期间，就被认定为教育的责任，那远比这多了去的极端行为因为发生在未能考上大学的青年人身上，是否又可以归之于“大学拒绝接纳他们”？贪腐的官员绝大多数大学毕业，但腐败是否又可以归之于教育，而不是权力尚未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任何人出了问题，都归之于教育，岂非高估了教育的“魔力”？任何社会总有自己的问题，不能拿教育当解决一切问题的解药。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常态”，国家的目标正在调整，教育的职能也会调整。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国家与教育的关系只能是国家任务决定教育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国家大格局及其趋势把握住，“教育危险论”难免成为危言耸听，“私立化”的方子也只能是胶柱鼓瑟。（顾骏）

    《中国教育报》2015年4月7日第1版